失靈

12月 07, 2025

文/郭立昌

我曾經花費寶貴的三學期工夫，取得一個學位，成為名符其實的「第三部門」專家。

歐巴馬(Barack Obama)在金融海嘯後當選美國總統，他邀請我到APEC 2009領袖會議貢獻「重建全球經濟」之道，他稱我這個非政府人士為「Pathfinder」(尋蹤者)，提起：「很多的事政府做不到，解決之道在於民間自發性的力量。」(Much of the work of America cannot be done by government; the solution must be the American People, through voluntary service to others.)其實，這也是柯林頓(Bill Clinton)總統說過的話。

我引用李維特(Theodore Levitt, 1925-2006)教授所言，回應：「確實政府有力有未逮之處，所留下的『殘留物』（residuum），需要『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來處理。」

第三部門的先驅李維特教授

因為存在於公部門(政府)的某些限制，被視為導致「私部門市場失靈」(private market failures)的原因；由於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論述，使得社會資源力量的整合開始獲得了重視。第三部門的發展在「金融海嘯」之後產生重大的轉變，非政府組織則傾向於「民間自發型的服務、具備自我治理能力」發展，而並非植基於公部門的資源。

他(歐巴馬)提起政府為解決問題投入了「1.7兆美元」，卻宛如丟進了無底坑；我貢獻的「IIA-TES」，有效地發揮我們創造的資訊社會功能，透過「非接觸式傳智晶片卡」(簡稱傳智卡)與ICT(資通訊科技)、TSCM軟體系統、VAM和eStore組成的新「科技經濟系統」 (TES)，經由民間自發性的力量緩解了金融海嘯的後遺症。

為了留下寶貴的智慧資產，我花了幾天工夫，焚膏繼日地完成了一本《台灣第三部門與資訊社會的發展》，卻不得不再花費三學期時間才能張掛於碩博士網站上，供後輩研究者知曉全球資訊社會的發源地原來是在「台灣」。

第三部門研究的重點在「失靈」(failure)—直接講就是「失敗」。

現任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在2025年12月4日頒布《2511國家安全戰略白皮書》，他開宗明義即說道：「在過去的九個月裡，我們把我們的國家—甚至整個世界—從災難的邊緣拉了回來。在經歷了四年軟弱、極端主義和致命的『失靈』(failures)之後，我的政府以緊迫感和採取有史以來最快速的行動，恢復了美國在國內外的實力，並為世界帶來了和平與穩定。」

這段話中，川普總統強調「失靈」是致命的，是正常國家所不容許的。他認為，強化經濟才是王道—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根本，政府必須保護和捍衛我們的經濟和人民免受任何國家或來源的傷害，這意味著必須終止以下的七大事項：

1) 掠奪性的、國家主導的補貼與產業策略；

2) 不公平貿易行為；

3) 就業機會流失和去工業化；

4) 大規模「智慧財產權竊盜」和商業間諜活動；

5) 威脅美國供應鏈，危及美國取得關鍵資源，包括礦產和稀土元素；

6) 芬太尼前體出口，加劇美國鴉片類毒品氾濫；以及

7) 宣傳、影響力行動和其他形式的文化顛覆(cultural subversion)。

川普總統認為台灣的重要性在於，台灣提供了「通往第二島鏈的直接通道」，全球三分之一的航運每年都要經過南海，這對美國經濟有重大影響；因此，當務之急是保持軍事優勢，以遏制圍繞台灣的衝突。

身為國際第三部門專家，我認為台灣應該全力維護我們的「經濟安全」—台灣有今日的繁榮有賴於民間有志之士不斷精進能力，有了天賦才能加後天培養的能力是台灣最寶貴的資產，形成我們屹立於世的優勢。因此，當這股民間自發性的能量遭到組織性地破壞或摧毀時，必定會產生國家的「失靈」現象，所以我們應該學習川普總統的堅持：「美國和美國人民必須永遠放在第一位。」

他在就職演說中，已經定義破壞者為「卡特爾」—恐怖份子—人人得而誅之。

以前，我在美國聽李維特教授的課時，他定義：「政府」（公部門）和「企業」（私部門）之外的部門通稱之為「第三部門」；他說：「政府選擇性的做事（可以做或應該做的），但留下一個巨大的殘留物（an enormous residuum）—而被分成各種方式來進行，處理這殘留物（residuum）者稱之為『第三部門』。第三部門的存在，就是有效地回應公私部門的『失敗』（failure—或譯『失靈』），解決失靈造成的負面後果，以維繫社會的繼續運作。」

他又說：「我們如今看到第三部門的工作已普遍且大量地悄然開展，全新的第三部門機構已經出現，支持藝術活動、預留土地保護區—否則可能會發展為謀取私利；現在新興的第三部門之目的主要在改變機構之間的磨擦，它並不再只尋求需要的回應、或者是空中樓閣的問題，而是在『建構一個沒有人會再被剝奪或忽略的社會』，是故，運用新科技、新工具和策略（new tools and tactics）期能達成所望之目標。」

根據李維特教授的說法，可以明確地看出「第三部門」在於解決政府或企業部門不能（或不願）解決的社會問題，從居住的歧視到環境的保護，各式各樣的社會困境，或關乎眾人權益的公共議題，經由第三部門的行動，得以逐步導正、或落實。

其所強調的「第三部門」重點乃是有別於政府與市場的「第三種力量」，能夠透視瞬息萬變的世界，掌握剎那閃現的永恆。

而且，隨著不同的系絡及其側重之處，使這「第三種力量」出現各種不同的名詞稱謂，像是國際政府間組織（International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GOs）、國際間非政府組織（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GOs）、非政府組織（NGO）、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自願部門（Voluntary Sector）、慈善部門（Charitable Sector)、隱形部門（Invisible Sector)、獨立部門（Independent Sector）、免稅部門（Tax-exempt Sector）、公益基金會（Philanthropic Foundation），以及影子政府（Shadow State）等。

上個世紀八O年代，有一個天真的年輕家庭主婦，可能在家帶孩子太閒了，所以除了去當義工之外，每天至少看三份報紙，加上外貿協會的《貿易快訊》；她持續從1981年觀察到1985年台灣產業轉型都失敗，越看越心慌，不但外商撤資，連經濟部長趙耀東先生都黯然下台，她竟然從廚房走出來對我說：「我要創業，解決失業！」創設了全世界第一家的「社會企業」(簡稱SEL)。

「SEL」(社會企業) 把第三部門推向了新而高的境界。

她推動的計畫名稱是「富裕台灣計畫」，很快地解決了100人的失業問題之後，發現還有4千9百人沒有工作，原來失業是「結構性的」社會問題，於是她又發願：「我要創新產業，解決失業！」

丁玲虹的富裕台灣計畫

她的創新產業就是趴在桌子又剪又畫又貼地弄出一張「電子商電系統」(The eStore System)，說是新科技經濟系統—簡稱「TES」；我告訴她：「連我都看不懂的物件，不要拿出去！」但她卻拿出去找了一堆專家學者談，鎩羽而歸。

丁玲虹發明的新科技經濟系統-TES

聽她堅稱這TES可以創造很多的新工作機會，造福世界，畢竟是自己妻子的心願，我只好在夜深人靜時好好研究—「哇！不得了！」我看見未來世界的人都倚靠她的發明維生，於是我在紙上寫下「天機」兩個字，因為TES就是李維特教授指稱的改善社會問題之「新科技、新工具和策略」，它的具體成果至少有三：

1. 緩解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傷害；

2. 緩解2008年金融海嘯的傷害；

3. 新冠期間幫15億人在家賺世界錢—非現金交易高達36兆美元。

經過11年的努力之後，她帶著發明到了溫哥華APEC 1997，為亞洲金融風暴的受害國點燃了重生的希望；因此她獲邀擔任APEC 1998講師，根據她的發明提案促成「電子商務」法案。

丁玲虹贏得APEC 1998電子商務法案

1999年我到紐西蘭APEC持續宣揚她的「創新產業、解決失業」事工；中小企業處黎昌意處長介紹我說明「TES將對世界的影響」後，各國代表紛紛來說：「你應該在通行證上寫著『Linda Din’s Husband』(丁玲虹的老公)…」大家對她去年在馬來吉隆坡APEC的提案贊譽有加，異口同聲說：「21世紀將會在台灣出現女性的世界首富。」

我在大會中贏得「強力督促個經濟體發展電子商務」的決議。我寫給李登輝總統的建言也獲得回應，所以1999年5月24日，我們就帶著容易使用的「傳智卡」和讀卡器到台北市政府提案，促成「悠遊卡」使用在台北捷運上；各經濟體也紛紛以各種名目啟用傳智卡。

台北市政府提案促成悠遊卡

我們在2000年汶萊APEC倡議「ICT」，返台後，經過耐心地和公部們官員說明其重要性之後—對話內容摘錄於《國防雇員的女兒》(丁玲虹，2001：356-369)，「ICT」至今成為台灣的重大經濟支柱。

書《國防雇員的女兒》

江澤民先生邀請我們出席2001年上海APEC，他拿著《國防雇員的女兒》這本書，問起書封的「創新產業、解決失業」，「傳統產業科技化、科技產業智慧化」，還有TES與國家發展的關係。

江澤民先生邀請出席上海APEC

我答道：「可以進入小康社會，進而成為超級強權。」因為從「我幫你、你幫我」的基礎出發，自主資源—「智慧財產」（Intellectual Property—簡稱IP）係資訊社會之最重要資源，其能保障在落實使命目標的過程中，降低非經濟因素的干擾，使參與者皆能受益，有效地服務弱勢族群，達成倡議的目標。

江先生回應道：「那TES是個偉大的扶貧計畫哦！」不久後，大陸各地都懸掛「小康社會政策」宣導的紅布條。

江先生遞給我「VAM」剛出爐的專利證書，說：「這是中國人之光—中國人首次在全球知名的產品領先全世界！」我答道：「這是一個台灣女人發明的！」他說：「這就更難能可貴了！」所以，我們在上海APEC贏得了「ICT」與「IPR」(智慧財產權)兩個重要的決議。

江澤民拿給我的VAM專利證書

我在1966年因父親被捕入獄後，創辦「成光金屬家工廠」，能夠維繫一家九口活下去，到該年底和美國人做成生意而翻身的原因，在於公部門出現一個有擔當的官員—經濟部長李國鼎先生，他甫上任就興建「高雄加工出口區」(KEPZ)，並赴國外招商有成—把美國客戶帶來我這個小老百姓的面前。

一個毫無資源—包括學術和金錢的少年，居然在幾年後創造了台灣的「精密工業」，替後進準備好各種「應用材料」—包括金屬和非金屬材料。除了警總約談詢問「磷青銅、絕緣板」之外，連蔣經國先生也親自來到太平橋邊看「啥是精密工業」。

蔣經國先生鼓勵我善用優越的科學技術，協助政府推動「國民外交」，我們也真的幫忙老友張麗堂市長和美國加州聖荷西(San Jose)締結姐妹市，啟動「台灣-矽谷直通的橋」。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東戰爭後，阿拉伯產油國家採取提高油價的戰略，歐美等先進國家長年因生產過剩而「亂消費」的現象，在這場「石油震撼」中生產和消費呈現失衡的狀態—「公私部門雙雙失靈」，導致景氣蕭條的後果；從此歐美的經濟每況愈下—被稱為沮喪失望的1970年代。

幸好我幫鄉親發展的「電晶體收錄音機」，讓台灣撐過了黑暗的1970年代。

英國柴契爾夫人（Margaret H. Thatcher, 1925-2013）於1979年就任首相後，試圖在其任內（1979-1990）建立「小而美的政府」（Minimal State），推動民營化、並計畫性地精簡公部門，在保守的英國實行一連串的改革計畫，強調自由市場和企業家主義，被稱之為「柴契爾革命」。

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W. Reagan, 1911-2004）在1981年1月的就職典禮上指出：「身處當今的危機之中，政府並非我們身陷困難的解決方案。」(In this present crisis, 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ution to our problem) 顯示政府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而其本身就是問題所在；雷根總統推行供應面的經濟政策，被稱為「雷根經濟學」（Reaganomics）。

我在1979年到美國開發的「衛星接收器」和有線電視，成為實現「雷根經濟學」的利器；也在1986年成為台灣產業轉型成功的關鍵。

丁玲虹觀察1981-1985年台灣產業轉型失敗的原因，在於我們都是跟在先進國家之後；爰此，當她蒙受聖靈光照而發明「TES」時，就決定發明「非接觸式傳智晶片」(Cotactless TranSmart Chip)作為新科技經濟系統的交易工具—因為「非現金」(cashless)可以消除許多既有的犯罪念頭。

玲虹定義現有世界的半導體都是「接觸式」(contact)，「傳智晶片」採用「非接觸式」(contactless)將可與歐美日先進國家進行市場區隔；尤其是，她聽多了我講的「家庭自動化」(Home Automation)願景，認為非接觸式傳智晶片才能開啟「邊緣運算」(Edge Computing)，未來台灣將可以主導主流的科技經濟社會，成為海洋世紀的中心—她擔任APEC 1998講師時真的放了一張「台灣是海洋世紀的中心」的投影片，在會場中講解了十幾分鐘。

台灣是海洋世紀的中心

她創業不到三年，就還清了青年創業貸款，甚至於有餘錢借銀行；也經由票券，幫助一些半大不小的企業，幫助他們免於跳票的危機。當她再度獲邀擔任APEC 2003講師時，她提案的「全球通路-TES」贏得最佳實例政策，大會中有人說：「新世界首富誕生了！」

丁玲虹借錢給銀行

由於在上海APEC時，江澤民先生的問題得到解答，他邀請我們到北京，提供成都準備作TES系統的示範應用，美林預定投資「六億美元」，中南海給我們「5千萬張」傳智卡的發卡權，這個企畫案實施時，將會是NASDAQ的最大IPO案。然而，海島貪腐集團居然收買公司員工竊取《工作委託書》，經由國稅局加檢警調，全力肆虐國防雇員的女兒—罪名為「吸金資匪」。並且揚言：「不讓你們活過2004年！」

從2022年台南市經發局調得的資料顯示，海島貪腐集團是摩押王勾結阿金及其象們(my brothers)，從現實界和靈界全面圍剿，當年那個單純到以為「手中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辭」就得了的婦人，真的在2004年11月21日崩倒在我面前，病至失智失語失憶。

幸好長年的修煉，使我還有能力扶著傷兵迎向漫天亂箭；即使貪腐爪牙施行各種攔阻的詭謀，我仍然應邀到河內APEC領袖會議報告「TES的進度」，促成衛星支援，再度連接美國的人脈，重啟矽谷辦公室；可惜，婦人居然不敢去美國，而留在台灣討打。

貪腐集團的招數不斷升級！單純的婦人只剩下挨打的份，最終失去了全部—包括「公司、房舍、銀行帳戶和名譽」；簡單講，憲法15條：「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形同具文。由於還有我的保護，她則把自己閉鎖在幻想的世界—明天就會有朋乘雲駕著馬車來，她失去的就全都回來了。

我當年賣命養大的象群裡的拾角，利用親情勒索而取得我的個資，不但盜領我在法院提存的現金，還侵佔我的財產，更製造金融障礙，導致銀行不斷被清零；我是崇奉孔孟之道的人，六十前為養活他們，我每月賺得四五千元都交給阿金拿回台南發落，我在高雄只買「壹元鹹鯖魚」就可以活過一個禮拜；不過，從年初起，80元買12個饅頭吃兩週，卻越來越口乾，直至講不出話來。

至此，方驚覺自己已經失去少年時吸取日月精華的能力；被剝奪憲法15條的權利，再高的修為仍徒呼負負。上週醫院檢查一大堆項目，「缺鋅」即顯示「營養不良」！只差一點就成為世界首富的人，被海島貪腐集團肆虐至營養不良，豈不怪哉？

《社會契約論》的作者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說：「社會是被對立的觀點與衝突所分化，『沒有人願意將個人意願置於普遍利益之下』。」不過，我這個現實主義者居然被天真的小女子同化，戮力為富裕台灣賣命—例如1986年我可以帶著衛星接收器到其他國家，但我卻拿它來促成台灣產業轉型升級的催化劑，幫台灣進入資訊科技社會。

由於我在1984年5月20日，一天救活了「太空超人」(He-man)，我說的話在瑪特爾(Mattel)等同聖旨，而能落實「拯救芭比娃娃」；期間，工廠自動化是我在推行的項目之一，我準備升級塑膠射出成型設備，故詢問了世界各大機械手臂的製造商，因此引進了日本兩家機器人公司，促成台灣「傳統產業自動化」。

我帶著「非接觸式傳智晶片」到經建會找趙耀東先生，他說政府沒錢，他也聽不懂，叫我去工研院，工研院某人說：「傳智晶片？50年都做不出來！」但我們自食其力努力了11年就帶到APEC 1997發表研發成果，為亞洲金融風暴的受害國帶來光明和希望，至今幾乎文明世界的百姓日用而習以為常，促成世界「科技產業智慧化」。

日光照射下的人們，通常只顧私利，竟然有高雙商者「將個人預見置於普遍利益之中」，只為了實現「普世關懷」的使命目標。

海島貪腐集團就是盧梭所指的「某利益團體」，它們看我們代表台灣在APEC努力有成，知曉TES將為台灣帶來「10兆美元」的商機，將使台灣成為海洋世紀最富有的國家，居然使出「連環計」，把小女子牢牢套住，錯失了2000年最佳的IPO時機—TES的TSCM與ICT控制中心被矽谷的新創業者拿去運用，馬上扶搖直上成為搜尋引擎巨頭。

接下來的貪腐攻擊相當全面性，天真的小女子若非天使保護，再多的命也不夠用。

個人遭受踐踏事小，但本來台灣可以藉由我們發明的「智慧產業」主導21世紀主流科技社會，卻喪失了機會。推動富裕台灣計畫的旅程中，每次我在台上講的第一句話都是：「只有台灣好，我們的生命才有價值。」努力把台灣從不可靠的農業社會引導進工業社會，創造資訊社會的條件，供台灣屹立於世。

我崇尚李維特教授主張的「建構一個沒有人會再被剝奪或忽略的社會」；然而，卻遭受海島貪腐集團無盡的肆虐，連我這樣的人也會營養不良，彰顯公私部門的「失靈」。這並非單純的「個人悲慘經驗」，而是「結構性弊端」—涉及「產業政策、弱勢救助制度、可能的經濟巨災、人權、智財權」等結構性層面。

孫中山（1866-1925）先生為解救苦難的同胞，特設立「興中會」，「本旨為傾覆滿清建立民國」；「興中會」就是催生中華民國的第三部門。從1945年到1965年，中華民國經歷許多的苦難；我在1965年11月到了高雄，目睹國民市場被日本退貨堆積如山的香蕉，社會困境險象環生，公部門卻束手無策。

在晦暗的1966年，我孜孜地精進工藝，同時維繫一家人活著，我的不懈準備，終於迎來了翻轉的機會—我打敗了歐美日的競爭對手，贏得美商的訂單，進而創造「精密工業」，為中華民國帶來了50多年的榮景。

我要說的是，當年威權時代，一個13歲少年能夠使貧困的家族翻身，但是在民主開放的社會裡，擁有成為「世界首富」的基本條件，竟然會遭到海島貪腐集團痛擊軟肋，變成營養不良的人，是不是很怪？

回首1972年，中華民國退聯之後，經常有人來遊說移民；但是，我卻在永康建廠，引來警總關切，青輔會秘書長梅可望先生來訪，最終是蔣經國先生親自來訪，並贈送「利用厚生」四字—蓋《尚書．大禹謨》這四字之前有「正德」兩字，之後有「惟和」兩字。

梅可望校長說：「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是以前讀書人走上仕途必須深刻在心版的六個字。」這六個字是大禹對虞舜的諫言，強調治理之道的核心；統治者尤其是要主動去「正德」，不容許貪腐集團咨意肆虐普通老百性，末了的「惟和」意指「皆需和諧」，當「端正德行」時，我們民間主動「善用資源」（利用），就能「嘉惠眾生」（厚生），台灣當然有充足的條件成為全球最富有的國家。

反之，則會出現失衡現象，以致於「失靈」。

聯合國有「WIPO」(世界智財組織)，瑞士有《伯恩公約》保護著作權，APEC有《IPR上海約章》；2001年上海APEC後，我向游院長建言的智慧財產立法保護，如今連流行歌曲都有版權保護。我們從1980年代傳揚富裕台灣之道，中小企業巡迴列車駛遍全島，又帶著發明到APEC和台北市政府正式提案，「著書立說」影響國家產業朝正向發展。我們竟然下場比《聖經》中的使徒或先知還要慘—這絕對不是民主開放社會應該發生的。

孫中山先生論「真平等」時，說：「人人當以『服務』為目的。」我們在1985年體悟到人本思想乃是公益使命的驅動力，並經由「服務輸送」以遂行其手段，而達到人道關懷之目的。我們不僅清晰地了解使命目標的意義，更順著聖靈的感動提出應用工具，以回應社會的需要，並未盤算援助成本的多寡。基於互助合作的人本思想，認知服務的對象是人，參與服務者也是人，所需的資源及運作，每個環節皆環環相扣，形成實現普遍繁榮社會的生命共同體，獲得APEC各經濟體代表的接受。

古時，虞舜都能聽取建言，主動去「正德」，促進民德端正，以和善政。我們發展新科技經濟系統期間，正是李登輝總統執政時期，建言都得到回應，才能在1990年代為台灣奠定資訊社會發展的基礎，他聽說我們受歐巴馬邀請到APEC領袖會議貢獻「重建全球經濟」之道，特邀請我們到翠山莊深談。

貢獻「重建全球經濟」之道給APEC領袖會議

他說：「正是有像你們這種有優質意識的非政府人士，我們台灣才能在APEC得著重大成就。」聽了丁玲虹的說明後，他回應道：「這個TES是金融和科技的重大改革，真的可以為台灣帶來『10兆美元』的經濟規模。」

李登輝總統了解TES的貢獻

他話峰一轉問：「政府的態度如何？」聽見玲虹提起監察院長王建煊時，李前總統正色道：「你們要非常注意彼個人，王建煊是我最後悔提拔的人！」

我接著說：「報告總統，已經太遲了！我們已經被圍剿多年且被搗了巢，王建煊說監察院要平反我們的冤屈，已經調查了幾年---」後來，王某把調查報告列為「密件」到2017年8月16日—說不要再提起我們的發明了。

李前總統聽了直搖頭，嘆息道：「富裕台灣有什麼不好？真不知這些少年仔是怎麼想的？」最現實的結果是，貪腐攻擊卻推遲了我們落實「10兆美元」富裕台灣的時程，使國家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

我們在「國際交流平台」(APEC)迴避了主權認同的敏感議題，完全自主地倡議有助於未來公共利益的新科技經濟觀點，特別是金融風暴發生之際，提出「工具型解決方案」(Instrumental Solution)，這類科技經濟且政治敏感性較低的國際議題，普獲認同和接受，因此形成「全球通路」(Global Channel)，進而在新冠期間展現其「方舟型」(預先準備)社會工程的功效—這比其他「革命、戰爭」或「因貪婪造成失靈」的災難，更為全人類所需要。

經上說：「公義使邦國高舉，罪惡是人民的恥辱。」(箴言 14:35) 像我這個「尋蹤者」(Pathfinder)理應營養充足，才能帶領大家開出路；然而，我卻在長期的貪腐攻擊下，身處危險的困境，身體因被剝奪「憲法15條」的生存權而營養不良、缺鋅、極度口乾—反映我熱愛的國家並未善待我們，有人稱之為「國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