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際

12月 17, 2025

文/郭立昌

古云：「人惟舊，器惟新。」意謂人情貴在舊誼長存，器物則以更新為美。

現實生活裡，人們交朋友往往因為有利益關係才親近，利益多了就產生感情，感情深了才能建立信任，信任累積了就會認為對方有才能。如果真心尊敬有才能的人，自然會親近和讚美他；反之，沒有利益就會疏遠，長期疏遠會產生厭惡，厭惡加深就會批評，批評多了就會仇恨。所以，富貴人家的朋友越來越親近，貧賤人家的朋友卻越來越疏遠，這就是寒士難以與權貴爭高下的原因。

孔子說：「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這段話的意思是，君子應該先讓自己安定，踏穩腳步，然後才開始行動；其次要讓心態平靜，慎思後才開始說話—才會得體；接著確定交友的對象可靠，然後才去請求幫助；君子修養好這三件事，就能做到全面圓滿。如果輕率行動，人們就不會跟隨；如果因恐懼而說話，受眾就不會回應；如果沒建立好關係就去求取，對方也不會幫助；若沒有人協助的話，孤立無援，對你不利的人就會趁機傷害你。

孔子的鎏金銅像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孔子說這段話的意思是，君子在自己的家裡說出善良正確的話，即使相隔千里遠的人也會應和，何況是近旁的人呢？如果他在家裡說出來的話是不好的，即使遠在千里之外的人也會排斥他，更不用說是鄰近的人呢？領導者在心裡的想法化為言語從自己口中說出，就會影響到老百姓；即使行為表現在近處，卻能被遠方看見。「言語與行為」，是君子最重要的關鍵，這關鍵的開展決定了榮辱成敗；言語與行為，是君子足以感動天地、影響世界的力量，怎能不謹慎呢？

孔子又說：「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意思是，君子做事的方式，有時主動出擊，有時安靜待在那裡，有時靜默不說話，有時交談，該動則動，該靜就靜。兩個人如果心意相通的話，合作的力量就會非常強大，像能切開金屬一樣銳利；而且心意相通的人說的話，就像蘭花般吐出芬芳的香氣。簡言之，能有助力，事則易成。

古時，偉大的思想家，能夠與天地的本性相融合，與日月的光輝相輝映，與四季的規律相協調，也與鬼神的吉凶變化相應，不會對鬼神不敬，而有完整的宇宙觀。他在本源的法則下，遵守天命，天都不會違背他，則能在後天的時序中，聚合眾人的力量，那就可能蓄積出不可思議的能量。

孫中山的成功

《群眾運動聖經》作者賀佛爾(Eric Hoffer, 1902-1983)提起孫中山先生(1866-1925)的成功，在於他能「把一大群忠誠幹練的人吸引到他身邊，用他對新中國的願景，激發他們的想像，從而得到他們效忠和獻身。」

書《群眾運動聖經》

賀佛爾認為，蔣介石(1887-1975)恰恰相反，他看來缺乏一個群眾運動領袖所必備的每一項條件—「身邊的人都與他背道而馳」—背叛者多不可勝數。

孫中山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革命願景，激發知識分子、會黨與海外華僑的「想像」與獻身精神。他早年於香港西醫書院遇鄭士良（字弼臣），鄭即展現高度興趣，協助募款與組織起義，如1895年廣州起義與惠州三洲田事件，點燃革命火種，並吸引黃興、陳少白等四面八方志士。這種魅力符合賀佛爾《群眾運動聖經》所述—領袖需以遠大希望凝聚「忠實信徒」，孫中山正是透過開放包容與實踐，實現革命大業。

莊子說：「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以利合，又以利分。」(山木) 強調君子交情純樸持久，如水般清澈無雜質；小人則因利益聚合，一旦利盡即散。這個此喻套用於太平天國與孫中山，凸顯領導團結之道決定成敗，前者如小人內鬥速亡，後者似君子聯盟長存。

太平天國領導層表面團結，實則爭權奪利，天京事變中東王楊秀清被殺，北王韋昌輝、天官嬪妃相繼內訌，數萬精銳自相殘殺，組織崩解。洪秀全封王濫權，上層腐敗抄家掠財，喪失民心，軍糧斷絕，百萬大軍終被湘軍曾國藩擊潰，正應「以利合，又以利分」之禍。

孫中山以一介文弱書生創興中會、同盟會，推《三民主義》凝聚漢族士紳、軍人志士，無私利傾軋，志同道合如水長流—「君子之交淡如水」。武昌起義後，立憲派廣泛響應，袁世凱倒戈，清廷僅四月即崩解，革命勢力不因利益而散，反而呈現「履霜、堅冰至」的現象，展現水的凝聚現象。

回顧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之時，清廷尚存，政權歸屬未定，各省態度分歧，表面觀之，天下仍在未決之局。然而起義一成，新軍倒戈，各省相繼獨立，清廷軍政、財政與統治正當性迅速瓦解，局勢已非人力可挽。1912 年中華民國成立，清帝退位，並非一役定天下，而是長期積弱之結果浮現。

若以《周易》觀之，此一歷史進程正可用〈坤卦〉初六「履霜，堅冰至」形容。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霜雖微，然寒氣既入大地，冰成乃必然之勢。武昌起義正是「履霜」之刻，清末制度「失靈」、民心背離、財政崩壞與軍權分裂，早已積累多年，起義不過揭示其不可逆的趨勢。

12月4日，美國川普總統在頒布《國安戰略》白皮書中提及「致命的失靈(deadly failures)」，若國家沒有善治，就有可能像滿清政府那般瓦解，從地球消失。

因此，辛亥革命之成功，非偶然之突變，乃是「結構性崩解」的結局；中華民國之成立，亦非創制於瞬間，而是舊秩序凍裂後的新形勢承接。此乃「坤道」之變，潛移而成，勢至而生。孫中山先生鍥而不舍，所產生的結果。

蔣介石的失敗

然而，享受革命成果的蔣介石卻缺乏領袖的包容與激勵條件，周遭充斥背叛，如汪精衛撰國父遺囑卻後投日成漢奸，郭汝瑰等中共高級間諜洩密導致淮海戰役大敗。他崇拜希特勒式權威，畏懼群眾運動而推「新生活運動」，僅為上層訓導，軍隊風紀敗壞、過度中央集權，前線指揮受限，1948年迅速崩潰，連毛澤東都訝然道：「若非事實呈現，真難相信國軍如此不堪一擊！」

1946年11月，蔣介石憑藉軍事掌控和黨內權力集中，強行召開國民大會，標誌憲政形式啟動，此時國共已決裂，蔣採全面剿匪戰略；可能他沒讀過《尚書‧大禹謨》的「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八個字，美國馬歇爾調停失敗，他仍拉長戰線，為後續敗局埋伏筆。

蔣介石於1946年11月因國共談判破裂，國民黨欲加速制定憲法以鞏固權力，強行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大會於11月15日至12月25日在南京舉行，通過《中華民國憲法》，規定憲法於1947年12月25日施行，並需先行選出國大代表、立委、監委以備行憲後組政府。

1948年3月29日，第一屆國民大會召開，4月19-20日選舉產生蔣介石（2430票當選總統）與李宗仁（副總統），兩人在5月20日宣誓就職於南京總統府；此時，國共內戰三大戰役正激烈進行：華中戰役（1948年7月-8月）失敗，解放軍勢如破竹；遼瀋戰役（1948年9月-11月）國軍丟失東北；淮海戰役（1948年11月-1949年1月）國軍主力潰敗。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在上任未滿一年時宣布下野，主因在連續戰敗導致軍心渙散，國民黨內部壓力增大。憲法規定總統缺位由副總統代行，李宗仁據此於3月8日代理總統職務，直至1950年2月1日因滯美不歸，而被解除職權。國大代表全國聯誼會懇請蔣介石繼續行使總統職權。

1950 年3 月1 日，蔣介石總統在台北宣布復行視事；此時，大陸江山已經丟失，蔣介石宣布鞏固台灣邊防，啟動「白色恐怖」機制，先父居然去營救一個匪諜而陷於13年的纏訟—我的童年整個完蛋！簡單講，我家是白色恐怖的深度受害者。

不過，1962年，我從被狙殺的血泊中蒙受光照，站起來後開始了自我鍛鍊工藝的旅程。一生只靠天才，連「國語」都不學的阿坤，終於敗訴—他竟然叫我丟掉市立初中的書包，陪他跑路到高雄，但仍在1966年2月春節期間被捕入獄。

跑路到高雄後，阿坤和和阿金夫婦仍如同在台南那般，完全不事生產，變成我在當家；幸好國民市場方圓一千公尺有許多人需要我的產品，我在中興街16號創設的「成光金屬加工廠」，生意興隆，每個月至少有3千到5千元供阿金揮霍；因此，阿坤不在並不影響我的營運。

而且從高雄市苓雅區青年路往南到公園路、往北到建國路的五金行，都知道有我這個能做連手都拿不住的「精細哈多瑁」的少年。所以，即使我為了照顧祖母和其他家人而搬回台南，美國人仍找到崇安街45號。結局是，1966年12月剛滿13歲的我，打敗歐美日強勁的競爭對手，和美商全球電子公司(Avnet Inc.)做成生意，幫阿波羅4號飛上天。

自1967年春節開始，我平均每個月都有十萬元收益供阿金揮霍；但此舉對於恢復家聲毫無助益，所以我在公園路451巷的深巷弄裡的臭水溝旁，快速地填土建造郭家自1937年被傾覆後的第一間房子，搬離祖母屈辱居住了32年的崇安街。

謝東閔的「成同和光」匾額

最怪的是，1969年「成光金屬加工廠」遷入時，謝東閔先生居然送來一塊「成同和光」的匾額，從此我們就有密切的互動—我所建立的「精密工業」好像受到某種力量的保護，連警總的約談都很客氣；而且，謝公就是蔣經國膽敢宣布「十大建設」也真的做成的唯一倚靠！

仔細想，就會覺得當年的執政當局，情報靈通到可怕的地步。

蔣介石在南京當選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沒幾個月就辭職下台；丟掉大陸江山後， 1950 年3 月1 日，他在台北宣布復行視事—繼續第一任總統任期。

《中華民國憲法》第47條規定，總統可連任一次，蔣介石於1960年國民大會修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取消總統連任限制，讓他自己可無限期擔任總統，直至1975年任內去世。此條款直至1991年，才被李登輝總統頒布廢止。

蔣介石於1972年當選第5任總統時，提拔「謝東閔」(1908-2001)先生擔任台灣省主席—這算是蔣介石來台進行高壓統治政策期間，做得最對的一件事。

謝東閔的善治

1996年，我們住台北時，去向謝公祝壽，他談起1972-1977年的「小康社會」政策，除了有步驟，有方法之外，主要的是「認真執行、嚴格執行」，在五年間使貧戶從47萬戶降至幾千戶。

「小康計畫」的推行，政府並沒有編列特別的預算，政府只是提供一個「機制」，如同提供工具給願意使用的人民，由於政府的鼓勵，當年台灣的社會從那種慵慵懶懶，一下子甦醒過來，大家用家庭一樓的客廳當工廠，企業也樂於培養這批物美價廉的代工廠，謝東閔先生說：「一個好的政府，只要一個好的導引，老百姓自然就會過得很好。小康計畫是國家不花錢的建設。」

興緻來了，老人家背起《禮運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是謂大同。」

實踐大學校訓「修齊治平」，是創辦人謝東閔先生在1958年自力創校時引用《大學》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政順序所立，為國家培養了許多優秀的人才—他的得意門生丁玲虹就為世界創造了一個新「科技經濟系統」(TES)，成為跨世紀的智慧產業，造福後進。

謝東閔和他的得意門生

蔣經國宣布「十大建設」時，第一個反對的是財政部長李國鼎，李部長公開宣稱：「十大建設是好大喜功！因為國家沒錢！」

謝東閔先生早在省議會服務時，就和地方士紳保持互動—例如「成同和光」匾額，藉故來騷擾的「政府人員」，進門看見匾額，馬上見風轉舵。其實，宮廟和醫生也都有收到他的匾額。

1974年，我在太平橋邊趕建「成光精密工業有限公司」時，蔣經國先生來訪，沒幾天我們就收到謝公的邀請，去台南大飯店參加「蔣院長早餐會」。

孔子說：「定其交而後求，故全也。」從收到「成同和光」匾額，至接到早餐會邀請已經五年時間；1969年沒倒閉的企業，如今都已經很穩定發展—例如永福電器公司的陳永田先生就在永康交流道附近建了上萬坪的工廠；開業五年的醫生，手頭也很寬裕；「十大建設」的錢就是這樣來的。

我相信連管理國家財政的李部長都不清楚箇中奧秘。

反觀，黃埔軍校於1924年成立時，蔣介石擔任首任校長，周恩來(1898-1976)擔任政治部主任；《群眾運動聖經》作者賀佛爾說：「每一個積極吸收追隨者的群眾運動，都把『敵對運動的成員』視為其潛在信徒。」希特勒的青年部主任羅姆(Ernst Röhm)曾自誇能夠在四週內把一個極左的共黨份子轉變為狂熱的納粹份子，蔣介石雖親書「親愛精誠」的校訓，但顯然很看輕周恩來。

周恩來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兼外交部長時，首創「先談判後建交」的政策，要求各國先斷絕與中華民國的關係，在外交上孤立了台灣。1971年，在周恩來的全球遊說和「反兩個中國」運動的支持下，聯合國通過第2758號決議，會說「以時間換取空間」的蔣介石仍獨排眾議以「漢賊不兩立」退聯，幾乎斷送中華民國的國祚。

1972年5月，蔣介石提名蔣經國(1910~1988)出任行政院長，經由立法院以381票的最高票行使同意權。其實，蔣經國在坊間素有「白色恐怖的劊子手」稱號，聞訊人心惶惶；不過，制憲委員陶百川先生在媒體說：「蔣經國先生在此時此地出任行政院長，可說是受命於『危急存亡之秋』，不僅要安內攘外，簡直需要旋轉乾坤。任務的艱巨，恐非一般人所能想像。但如果真能加強廉能之志，恢弘志士之氣，則國基永固，四海歸心，他日以仁擊暴，得道多助，國事固大可為也。」

謝東閔就是「廉能志士」，由他出面邀請地方上的意見領袖，比蔣院長更加事半功倍；我相信以周總理的蓋世聰明，至死仍無法明白：「為何中華民國遇難成祥仍活在台灣？」

中華民國的外交孤立，源自於周恩來的蓋世聰明，他深知蔣介石那剛愎自用的性格，加上冷戰格局的重組，尼克森推動美國與中共的緩和局勢；然而，人心多所籌算，抵不了上天一劃。我相信謝東閔先生早在1969年以前，已經在深耕地方，否則以蔣氏父子的風評，肯定難逃周恩來設的局。

當1972年許多人紛紛逃離台灣之際，我卻在永康建廠，以至於黑函滿天飛，驚動行政院青輔會秘書長梅可望(1918~2016)先生來訪，我們因此成為忘年之交。

丁玲虹與梅可望校長

梅可望校長談起1990年2月「臨中全會」的大亂鬥，他說：「幸好謝東閔當大會主席，李登輝才當選中華民國第8任總統---」台灣也才有九O年代的重大成就—謝公的得意門生丁玲虹(Linda Din)為世界創造了一個新「科技經濟系統」(TES)，成為跨世紀的智慧產業，造福後進—至少有三項成果如下：

首先，為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受害國點燃重生的希望；

第二，緩解2008年金融海嘯的後遺症；

第三，在新冠期間TES的非現金交易達到36兆美元，幫助15億人在家賺世界錢。

1998年，謝公九秩華誕，我們去外雙溪向他祝壽時，進門就看見一幅字畫：「傳家有道惟存厚，處世無奇但率真！」老人家鼓勵：「道途雖遙，勤行必至。」

丁玲虹向九秩華誕的老校長祝壽

茲賦詩一首以資紀念：

謝公修齊志治平，

實踐校訓育世心；

臨中全會扶輝騰，

傳家存厚世率真。
成同和光禍不侵，
遙遙道途須勤行；

智慧產業惠寰瀛，

天下為公誦仁音。

有人認為台灣奇績和蔣經國有很大的關係，歸納他的經濟決策基線有三：

1. 自由制度：經濟社會是架構在自由經濟制度的基礎之上；尊重人民意願，保障合法權益，維護自由貿易，…政府與民間同為主體、同作貢獻。

2. 統合平衡：經濟建設的策略路線注重於：農業與工業的均衡發展，公營事業與私人企業的合理分工，大型企業與中小型企業的同時併進，資本形成與資源供應的適當分配與運用。

3. 平等公開：政府的財經措施不能僅從增加經濟成長率高低來評斷其得失，也要從其措施是否足以擴大或縮短貧富的差距來衡量，所以我國政府今後財經政策一定要以促進所得能有較平均的分配為目標；今後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除國防、外交兩部門外，悉交立法院公開審查。

簡言之，以「自由經濟」為手段，「均富」為目的；落實這些經濟思想的具體作法有二：一是農村建設、二為九大工業建設—統稱「十大建設」。在謝東閔善用民間能量，蔣經國為台灣奠定了50年的發展基礎。

「莫逆之交」的故事

莊子在《大宗師》中說了一段「莫逆之交」的故事：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意思是，誰能一起相交，卻像沒有交情一樣自然無為？誰能彼此相處，卻如同沒有刻意相處？誰能登上天、在雲霧中自在遨遊，撓動無窮的宇宙，在生命中彼此忘卻對方的存在，沒有終點、沒有窮盡？三人互相望著微笑，心意完全契合，於是成為真正的至交好友。

謝東閔(1908-2001)年輕時赴大陸求學，他在1946年中華民國制憲後成為第一屆國大代表，參與總統選舉。梅可望(1918-2016)奉命赴美學習警政，回國後服務於內政部，1948年國軍三大戰役失敗後，他上書建言「遷都台灣」；後來，梅校長奉蔣經國(1910-1988)之命，於1965年成立「青輔會」，造福眾多創業青年，特別照顧了他的湖南同鄉馬鶴凌的生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