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契約

文/郭立昌

李國鼎先生說：「我並沒有做什麼特別的事，只是做我該做的事。」一個好的公務員，對於「社會契約」如此的尊重持守，令人不免想起法國大思想家盧梭。

從《李國鼎傳》可以看出遵行「社會契約」的重要性

法國哲學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十分重視人民對暴君的革命權，強調：「這是『社會契約』賦予的權利。」他認為：「國家依賴著公民，公民必須具有愛國美德。」但是開放社會總是存在著敵人，導致愛國公民的努力付諸流水。

《社會契約論》促進民主思維

我們自1980年代致力於社會服務，協助企業重生，幫助產業升級；經過十年的努力，發現需要從「增進知識」著手，於是發行《科技與未來》特刊，而於1990年有機會訪談李國鼎先生(1910~2001)。

以前台南人每天的習慣就是看《中華日報》，從1962年就努力鍛練自己的技術，到了1965年已經可以駕馭各種簡單的工具，做出精密的「深拉筒產品」；某日看見中華日報報導：「甫上任的經濟部長李國鼎在前鎮填海地，興建標準廠房，成立高雄加工出口區，吸引外國人來投資設廠！」眼睛一亮之餘，每天開始數算日子，期待驪歌響起，衝到高雄和阿兜仔做生意。

經過曲折離奇的過程，我真的突破重重關卡在1966年12月和美商全球電子公司做成生意，也和藍約翰董事長成為患難與共的好夥伴，我們征戰全世界的「天線市場」，取得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市占率佳績，藍先生回紐約證交所(NYSE)股票上市，我則創造了台灣的精密工業。

前天在車站等車時，有人拿著報紙看「報導明年總統大選」的消息，大家談起「現在的年輕人」，免不了搖頭嘆息。想起當年小學還沒畢業，就急著衝出校園，不管流浪到台北，或踏上高南公路，共通點都在「希望」。北上艋舺可以當竹雞，南下高雄可以做生意—即使沒有任何的「祖公仔屎」(長上的遺產)，心中卻充滿了希望。

日前校友會搭車出遊，看見景區一小攤有個榨芝麻油機，習慣性地端詳這台老舊的機器；顧攤的是個七年級生，說是某科大「模具系」畢業，能做的就是返鄉顧小攤賣「油/糖」等產品。相較之下，四年級生是多麼的幸運—有個被抓去關在監獄的父親，自己必須想方設法賺錢給母親發落，鍥而不舍之下竟然真的和美國人做成生意—每筆生意都是需要「模具」，而我這雙手恰巧可以不斷地做模具以符合客戶的需求，錢賺多到讓身邊的人一個個走樣。

現在的年輕人即使受到正規教育，卻不知如何「學以致用」；而我能「用以致學」，主要是大環境因素—李國鼎先生把我的客戶帶到我的面前，而我的產品價格是日本的十分之一、美國的四十分之一，品質絕對勝過美日同業，交期要多短就可以有多短；當然需要「精細深拉筒零件」者，自動地擠進崇安小街，排隊來買我的作品。

現在的年輕人哪來的這種機會！所以即使接受過完整的專業訓練，勝過我這種被先父稱為「土獅仔」者多多，他們卻沒有用武之地。所以，自1990年發行《科技與未來》特刊，我選用李國鼎先生的玉照當封面，也經由訪談知悉：「同樣是人，怎會差那麼多！」

「知識就是力量」。1990年代除了《科技與未來》特刊之外，我們舉辦超過一百場的「科技與未來講座」、「前瞻產業育成說明會」及「中小企業巡迴服務列車」；從宜蘭基隆台北講到屏東，從高雄講到東京，從溫哥華講到上海，從矽谷講到紐約。終於，我們為下一代年輕人準備的「創新產業」贏得國際法案，這個簡稱「TES」的新科技經濟系統就是「富裕台灣計畫」—先把最重要的控制中心建置在台灣，全世界都在使用我們發明的「非現金系統」(Cashless System)—新冠期間證明年交易額達千兆元—台灣怎麼不會成為21世紀的「領航員」呢！

富裕台灣計畫

由於金融海嘯造成大量的失業問題，衍生出重大的社會困境，立昌接受兩國領袖邀請出席2009年新加坡APEC領袖會議，貢獻「重建全球經濟」之道；由於李光耀先生交代：「回去代我向李登輝先生問好。」我們真的到翠山莊向李前總統轉達李光耀先生的交代。李前總統了解我們的「社會責任投資」之後，認為台灣就是需要這個「智慧產業」，然後問了一句：「政府的態度呢？」聽見了我們簡述被貪腐圍剿的過程，歐里桑不禁嘆息道：「唉，真不知這些少年仔在想什麼？」

其實很簡單，就是卡爾巴伯所稱的「開放社會的敵人—年輕貴族」。

《詩經》有段話很有意思；「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魏風·碩鼠)白話解釋，大老鼠啊請不要再吃我的黃米(黍)啦，辛辛苦苦豢養你好幾年，你卻毫無感激之心；我現在就要離棄你，選擇安樂的地方；安樂的地方才是安身之處。年輕貴族如同古人描寫的碩鼠，不但吃掉黍，麥子也吃，吃了再拔苗刨根！

猶記當年蔣介石政府接受「美援」時，美方要求中華民國派出「最好的官」來管理—李國鼎雀屏中選，善用美援做了許多的公共事務。被任命經濟部長時，李國鼎先生即刻進行「加工出口區」和「保稅廠」政策，讓台灣擺脫農業社會的種種轄制，進入工業社會。重點是，幫助我們這種人有了翻身的機會。李國鼎的創意，也成為後來各個新興國家翻身的寶典。懂得「社會契約」的官方人士，不僅能造福本國人，還能複製他的模型至其他國家，促成普遍性的繁榮。

盧梭說：「人民設置政府的目的是為了『樹立人權』；當君主腐敗，而用個人意志代替公意、篡奪國家主權，侵害人民的『生存要素』 (財產、自由和生命)而出現暴君時，政府完全違背了人民的目的，人民為維護社會契約、主權和其他權利有權用暴力推翻暴君。」

「從政府篡奪了主權的那個時候起，《社會契約》就被破壞了！於是，每個公民就當然地又恢復了他們『天然的自由』，這時他們的服從就是被迫的，而不是根據義務的了。」

「當人民被迫服從時，他們做得對；一旦公民可以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而打破它時，他們就做得更對。因為人民正是『根據別人剝奪他們的自由所根據的那種同樣的權利，來恢復他們的自由的』；所以，人民有理由重新獲得自由；否則，別人當初奪去他們的自由，就是毫無理由的了。」

上述引發「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多麼發人深省啊？但是，在無恥的年輕貴族眼裡，往往會有角色錯亂的現象。他們往往誤會了本身該做的事，以為人民必須膜拜他們，而不是他們必須服事普遍的老百姓。

以前戒嚴時期，常聽到左派、右派，利民派、走資派；「左派」就是為人民謀福利的利民派；「右派」就是走資本主義的走資派。政府如果偏向右，常會圖利財閥；財閥挾其「錢與權」，常會做出傷害小老百姓的事情；所以，政府最好站在中間，扮演好僕人的角色。如今，許多小老百姓被枷鎖緊箍著，都呼吸不過來；體現出來的在於「年輕人身上」，連小孩都不敢生，人口數2019年約2,360萬人，降至2022年為2,323萬人—有人說：「少子化高齡化也是日本躺平的原因之一！」台灣真的不能步上日本的後塵。

即使是強人當權，1970年代的台灣，社會充滿活力，人人都抱持著希望；某些人即使一無所有，只要肯幹就能出頭天。1975年，行政院送來一個書著「利用厚生」的匾額，使我明白當時的執政者，重視「物盡其用」(利用)以「嘉惠眾生」(厚生)。欲物盡其用，必須人盡其才，並且地盡其利、貨暢其流，以達成「厚生」的目標—這就是我們會投入別人幾輩子都掙不到的資源，實現新科技經濟系統的驅動器。

然而，這些年來一切都脫序了，金權掛鉤，欺壓良善，造成各種型式的不公義；尤其是，升斗小民受害最深。所以，需要多偏向人民，為小老百姓設想的政府，因此我們談起報紙中的大選可能結果。

盧梭先生說：「其實政府只不過是主權者的執行人。」又說：「簡言之，使它永遠準備著為人民而犧牲政府，卻不是為政府而犧牲人民。重點是，不管在任何狀況之下，一個國家的政府只能以別的國家為敵，而不能以人民為敵。」

「政府的全部力量，始終就是國家的力量；所以，也就絲毫不會有變化。由此可見，政府愈是把這種力量耗費在自己成員的身上，則它剩下來所能運用在全體人民身上的力量也就愈小。」

26期預官退伍為1978年，當年一個大學畢業生的月薪約新台幣五千元，卻能夠結婚生子，有的還能出國深造。現在2023年，大家看見失靈的公部門空轉著，致許多人陷於哀痛的深淵，我們最引以為傲的「經濟」事務出了狀況；僕人們沒有餘力來應付非常的情況，假如再有敵國外患時，國家往往已經是瀕於滅亡的前夕了！

由於人類不能再產生新的力量，只能聯合和發揮現有的力量；大家為了保全自己，只能集合現有力量集體行動，形一股戰勝破壞性力量的合力，用唯一的動機，將之調動起來，使之協調行動。

美國的1970年代充滿「沮喪、失望」，同樣是一個國家，當雷根取代卡特接任總統之後，同樣的開放社會馬上出現不一樣的景象。到了1993年，只因有一位新任的總統柯林頓先生，簽署了各項的「民生法案」，美國人期望的經濟景氣好轉起來，國債降至最低點。一個「網際網路從國防轉為商用」，造成個人電腦、手提電腦的大量需求；一個「全球電子商務白皮書」，幫助許多的個人創業成功，許多的企業也回復生機。

新創業者增多，造成手機的普遍化，直到人手一機；我們帶至世界的「微商」概念，幫助失業者變成企業主，不但解決自己的問題，也有能力成為別人的幫助。在困境中，唯一的動機就是脫困；因此，必須讚揚柯林頓總統在民生經濟上的貢獻，他代表一個國家，也遵守社會契約，而為人民帶來福祉。

莊子在宥篇說：「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好官就應該盡其所能，為天下的老百姓服務。我們欣慰的是：「生長在法治的國家，即使遇著不稱職的執行官，也還有將之淘汰的機會。」2009年，美國在金融海嘯後，首位黑人總統就任，歐巴馬(Barack Obama)在就職演說中，不諱言地指出：「現在大家都知道我們正置身危機核心，我們的經濟元氣大傷，是某些人貪婪且不負責任的後果。」接著說：「今天我要告訴各位，我們面臨的挑戰是真的，挑戰非常嚴重，且不在少數。它們不是可以輕易，或在短時間內解決。但是，美國要了解，這些挑戰會被解決。」

他提到「責任」，說：「我們現在需要一個『勇於負責』的新時代，每一個美國人都體認到我們對自己、對國家、對世界負有責任，我們不是不情願地接受這些責任，而是欣然接受，堅信沒有什麼比全力以赴完成艱難的工作，更能得到精神上的滿足，更能找到自我。這是公民的代價和承諾。」認為只有這樣，才能「重建政府與人民間最重要的信任」。

他透過APEC邀請有識之士，貢獻「重建全球經濟」(Rebuilding the Global Economy)之道，當年貢獻的「IIA-TES」逐漸形成主流的價值觀，經由公私部門共同的努力，再造安居樂業的社會。如今，又進入「總統大選」的旺季，雖然2024年1月13日才要投票，惟各路人馬已經摩拳擦掌，準備角逐大位。祈求上天可憐台灣，不要再有年輕貴族，扮演碩鼠的角色。而是如同李前總統所言：「最高領導人要有素質和能力，素質則來自於信仰。」希望一個勇於負責的新時代，因著遵守社會契約而來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