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怎樣能更好？

文/郭立昌

六法全書的編撰者及前監察委員陶百川先生（1903年1月19日－2002年8月9日）曾經在威權時代問：「台灣怎樣能更好？」也提出他的改善論，他說：「政治必須廉能，政務方能推行順利，但領導實居關鍵地位—它包括『領導集團的才德和作風』，以及政治措施的健全和適切，而社會各界的支持和匡扶，也是它成敗的要素。」台灣真的向上提升變成寶島。

《台灣怎樣能更好？》

在民主開放的今天，曾經擔任中華民國副總統的呂秀蓮女士說：「台灣會亡在蔡英文的手裡---」（引自少康戰情室主持人趙少康）同時宣布與目前執政的民進黨分道揚鑣，令人聞之不勝唏噓。呂前副總統的言行凸顯出更嚴重的問題在於「21世紀台灣將往哪裡去？」經過社會學家卡爾巴柏(Karl Popper)所稱的「年輕貴族」肆虐之後，有人說：「北韓的問題解決之後，地球只剩下『台灣問題』而已！」

聞之，腦海即刻浮現推動「富裕台灣計畫」三十餘年以來，我們早已未雨綢繆發明如今全世界通用的電商產業，也明確地定義「台灣是21世紀新科技經濟的領航員」，然而進入21世紀，卻因APEC政經領袖定義的「貪腐集團」 (the Entities of Corruption)而平白地浪費了寶貴的17年；即使寫再多的書「見證台灣四十年、為下一代開出路、富裕台灣、社會責任、公義的經濟社會---」依然感動不了年輕貴族—反而「開放社會的敵人」的影跡越來越明顯。

「富裕台灣計畫」叢書

回首來時路，省思之後，改變往昔的觀念，接受「掌握公權力說」，而為了這場戰役進行減重，丟棄了一萬多本書，卻特別保留了一本陶百川先生的舊書。《台灣怎樣能更好》這本書是陶百川先生七十大壽時出版的，他在序言說道：「展望未來，世界局勢將更動盪，國內問題將更棘手，台灣必須更好和更強，方能化險為夷，遇難成祥。」除了剖析國際大勢之外，他就「經濟」及「政治」兩大層面說明如下：

◆ 經濟方面：

精神固很重要，物質也須重視；如何以物質培養精神，並以精神善用物質，這是經濟政策和政治做法的重要課題。我常思慮：有朝一日，如果外餐不來，內資逃匿，我國將怎樣維持適當的經濟成長和生活水準？想著能不令人憂心如焚！

◆ 政治方面：

政治還是最重要。政治必須廉能，政務方能推行盡利，但領導實居於關鍵地位；它包括「領導集團的才德和作風」，以及政治措施的健全和適切，而社會各界的支持和匡扶，也是它成敗的要素。我們應該怎樣更求進步？（陶百川，1978：2）

蔣經國曾經送「利用厚生」四個字給我，出自《尚書‧大禹謨》的這四個字是從事政治者必須懂得的，其實在其前後還有四個字，在善用資源以嘉惠眾生的「利用厚生」之後有「惟和」兩個字—比較容易了解，之前則有「正德」兩個字，正符合陶百川先生的「廉能說」以及「領導集團的才德和作風」；雖然，當年台灣民間的中小企業每個月為買個發票都得付「特支費」，但與營利所得相比並不是大負擔，也就不與這些基層公務人員計較。不過，曾經去訪談過的高官，他說真的很緊張，不到六十歲牙齒全壞掉了—都要裝假牙；高官個個都努力地想方設法提出健全和適切的政策，使普通老百姓努力在家裡工作就能賺到錢，事業日日有寸進。反觀今日，海島當局提不出適切的經濟政策，引領國家發展的政治居然令呂女士感到心灰意冷，可能年輕貴族們從來沒深入去了解「正德、利用、厚生、惟和」這八個字吧？

陶百川先生於1970年12月21日在監察院檢討會發言，認為國際間各國的關係日趨密切，一隅的「震撼」即能波及全球，尤其我國（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四周，近年來已經成為強權角逐的中心，而我國且又成為中心的中心，地位從而日益重要，所受的衝擊和試煉，也將特別嚴重而敏感；這是我們的苦難，但也是我們的機會，如何遇難成祥，必須應付不斷的變化，具備偉大的力量堅守七大地位—包括「地緣的政略地位、政治的心理地位、飛潛的攻守地位、均足的經濟地位、知識的權力地位、公誠的團結地位、道助的國際地位」，進而馭變、用變和求變。（陶百川，1978：7）

而在「政治革新的先決問題」，陶百川先則分別就「外交」及「內政」兩方面說明如下：

1.外交以人事為先。面對彈性和談判的時代。我國外交工作將更重要而更困難。現有使領人員如有才德不稱，或人地不宜，或言語不通，或學識淺陋，或持盈保泰，都須大力調整，務使適才適所。（陶百川，1980：49）

2.內政以團結爲先。團結必須「開誠心、布公道」；但僅靠政府開誠布公是不够的，人民對政府也須開誠布公，不過政府處在領導地位，尤須採取主動。（陶百川，1980：49）

蓋1970年乃真空管確定淘汰之年，台灣坊間的經濟情況相當惡劣，無人知道為何突然間失去真空管收音機的訂單，更無人知曉「電晶體產品」係何物？怎麼進入這個新興產業？更毫無頭緒。而政府官員的貪腐隨處可見，例如，做生意按規定必須開發票（手寫式的發票），每月都得帶一本領取發票的簿子(叫做「購票證」)到稅捐處請「管區大人」蓋章，然後才可以到購買發票的窗口購買制式發票；重點在於管區大人那章蓋一下就要求新台幣八百元(最低消費額)的「特支費」—這筆錢是管區個人的收入(那時他們的薪水據說還不到新台幣六百元)，卻是生意人的負擔。不繳者，無法購買發票，那更可能面對不可知的凶險後果。不過，監察院有如陶百川先生憂心國是者慷慨陳詞，倒是給層峰相當程度的壓力，而能有所警惕，努力調整施政措施，促進台灣社會的普遍性繁榮。

由於因緣際會，立昌自1970年起，協助某陳姓鄉親開發出電晶體手提收錄音機，並且成功地售入美國市場，迨至1974年迫於需要，立昌只得創建「成光精密工業有限公司」，同時建造新廠於台南永康六甲頂鹽水溪旁的太平橋邊，又因為一場午夜暴雨沖垮了新廠的地基及堤壩，緊急搶修之際，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居然不請自來，還邀請我們去參加「早餐會」。在早餐會中，蔣院長除了建設台灣的內政之外，還提起「國民外交」的概念，恰好那年張麗堂先生擔任台南市長，致力於與美國加州聖荷西(San Jose)締結姐妹市，既然台南市政府希望我們能幫忙也就義不容辭，我們則把國民外交視為最重要的事處理；1975年，終於從台南搭起一條通往美國科技之都矽谷的橋，聖荷西正是矽谷的核心，兩市的互動也帶動了產業外交、學術外交，連帶地激勵執政當局提出福國利民的政策。

1970年代，台灣正是重大公共建設實行的年代，開貨車司機都能夠在台北市區買房子，重點在於「禁建政策」—凡是「非生產性」的建築物都必須嚴格審查，尤其是在公共建設附近要蓋房子更是嚴審；因此，炒地炒房者在沒有利頭的情況下，只好投資生產型事業。有個經常吹噓靠炒地皮賺錢的人，某日接到「台南警總」的電話，請她去忠義路說明「如何炒地皮賺錢？」當場在電話旁嚇到尿褲子；立昌仍得帶著用膠卷罐裝的「哈多瑁」 (ハドメ) 這些單價都算「仙」 (cent幾分錢)的細小產品去向警總大人報告：「您一定誤會了，我們賺的都是辛苦錢---」同時倒出罐子那些細小至連用手都拿不住的哈多瑁給大人看，才止住一場可能發生的災難；而那喜吹噓炒地皮者，從此再也不敢說「炒地皮」三個字。

陶百川先生在1971年有一份「對台北市的體檢」報告〈監察院地方巡察第二組巡察意見摘要〉，指出：「台北市政府將信義路四段整建商店及住宅配售與信義路三段違章拆除戶，其配售『地價每坪6,735元』、『房屋造價每坪9,088元』，顯然偏高，據控尚有其他不合及不法情事，應請派員調查。」各位如果想到現在經過人為炒作飆漲至千百倍價格的地價，一坪房屋售價動輒數十萬元起跳，不知有何感想。而且每逢有雞毛蒜皮的建設，鄰近的房地產價格就大炒特炒—例如前台中市長胡志強下台前說要在中港路建一條公車專用道(稱為BRT)，某日到澄清醫院時，某王姓人士說：「這裡的房子現在價格漲了好幾倍---」腦裡馬上浮現當年的「禁建政策」。政府是個非生產單位，人民賦予權力，讓政府去做該做的事，可是看來地方政府和中央一樣失靈，「台灣將往哪裡去？」的問題又在腦海縈迴著----

 

作者郭立昌早年創造台灣的精密工業，為APEC領袖會議代表促成諸多法案。

參考文獻：陶百川（1980）。台灣怎樣能更好？。台北：遠景。